2018年以来，保护主义从国际贸易领域逐步蔓延至投资领域，各经济体外商投资审查普遍趋紧，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前景面临不确定性。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2018年四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认为，投资回报率下行、经贸紧张情绪升温、东道国外资监管政策调整、全球价值链分工放缓加剧了FDI的低迷局面。展望未来，全球FDI增长势头下滑或将威胁经济复苏，审查泛化与规则碎片化风险上升。但随着各经济体力量对比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FDI中将有望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带来增长新动能。
投资领域保护主义渐兴
中银报告分析认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经贸摩擦加剧。2018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以加征关税为手段到处施压，与越来越多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出现裂痕，对全球市场、消费、就业、投资等均造成重大影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价值链相互渗透，各国之间的依赖性不断提高。但在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各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断进行政策博弈、较量与碰撞。全球经贸摩擦由此升级，保护主义必然由贸易向其他领域蔓延。
各国采取更强硬的保护措施，外商投资审查普遍趋紧。在贸易前景不确定性提升的同时，各国为保障自身利益而寻求更有效甚至更强硬的应对措施和谈判策略。外商投资审查趋紧似乎成了国际普遍现象，全球各国实施并扩大外商投资审查的意愿日益强烈。自美国发起贸易攻势以来，各国对外资收购叫停的案例明显增多：2018年5月，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一宗工程基建公司收购案；6月，《英国外商投资审查新规》出台，随后即叫停北方航空并购案；7月~8月，德国政府先后拒绝两宗中资企业收购案，其中一起被收购方为电网企业，另一起被收购方则为航空航天以及核工业领域生产高强度材料。七国集团(G7)成员皆已制定了外国投资或公共利益的相关制度体系，特别是近期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相继出台外商投资政策新标准，法国、德国等也在酝酿进一步加强自身外商投资审查框架。为了确保欧洲战略利益，欧盟加速推进2017年9月提出的审查框架草案，尽管成员国内部存在意见分歧，但启动外国投资审查机制已是大势所趋。
四大因素致FDI低迷
中银报告指出，全球跨国投资低迷与经济复苏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全球跨国投资低迷，FDI流量连续下降，改变了过去涨跌互现的走势。2017年，全球FDI流量为1.43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3%，与全球经济复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全球FDI对发达国家投资大幅减少，欧洲与美国表现最为明显。2017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量为7124亿美元，同比下降37%。其中，美国FDI流入量下降40%至2750亿美元，流入英国的FDI下降了92%至150亿美元。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低迷的直接原因是跨境并购与绿地投资大幅缩减。其中，全球范围内跨境并购下降22%，绿地投资下降14%。总体来看，全球FDI低迷缘于以下四点深层次因素：一是全球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行。近年来，全球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削弱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和积极性，影响FDI的长期前景。2017年，全球对外投资平均回报率为6.7%，低于2012年8.1%的水平。特别是各地区的投资回报率普遍出现下降趋势，其中，非洲、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回报率降幅最大。
二是全球经贸紧张情绪日益升温。保护主义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逆全球化阻碍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货币金融联系，致使经贸摩擦加剧，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开展。2018年以来，贸易紧张情绪快速升温，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加剧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使得世界各地企业的长期跨境投资更趋谨慎。
三是东道国审查政策更加严格。近期，东道国对跨国投资公司持审慎态度，并加强FDI审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均在立法层面强化了对FDI的审查体系。美国参众两院提出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议案，欧盟委员会提出加强对外国投资并购的审查，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与难度。
四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放缓。全球价值链与FDI存在正相关关系，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FDI增长。联合国全球价值链数据显示，近年来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势头均开始下降。2016～2017年全球贸易外国增加值占比为30%，比2010～2012年水平下降了3个百分点。同时，作为国际生产合作与FDI的主力军，跨国公司也出现收缩态势，海外资产增速显著放缓。
全球直接投资格局生变
全球直接投资下滑威胁经济复苏势头。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全球直接投资面临挑战，将冲击各国实体经济。当外资流入萎缩时，东道国无法有效利用足够的资金改善国内经济结构，或将造成融资缺口。特别是对于新兴经济体，其经济脆弱性或将进一步恶化。在全球直接投资低迷的环境下，企业海外布局受阻，难以获得国际先进的核心技术和管理经验，不利于发挥协同效应，提升行业竞争力，影响企业的预期和盈利。此外，投资者信心下滑也会对银行的经营活动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全球直接投资审查出现泛化倾向。各国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不断扩容，从传统的国防军事领域扩大到能源、电信、航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关键技术，以及金融、数据运用和用户信息收集、新闻传媒等服务行业。同时，各国政府对外商投资审查的准入条件更加严苛，不断降低对某些领域外资并购进行审查的触发条件，如压低对收购方标的市场份额或股权比例的审查门槛，甚至对特定敏感行业设置了自动审查机制。这不仅增加了投资方的交易成本，也增加了投资并购的不确定性。
全球投资规则碎片化风险上升。保护主义从贸易领域蔓延至直接投资，主要经济体从互征关税上升到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限制，并各自为政设定了审查机制，加剧外资监管的恶性竞争。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美国对中资企业赴美投资频繁设置“路障”，并利用跨国公司分布优势扮演“间接介入者”角色，深度贯彻特朗普执政理念。欧洲则强化了外资审查合作机制，强化各成员国双重投资干预体系，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情景予以应对。此外，各国针对违反外商直接投资管控规定的情形设定了各异的处罚条款，如法国政府酝酿对相关投资者处以两倍或者投资者年度营收10%的罚款。规则碎片化风险在全球直接投资领域深度体现，成为长期资金流动的障碍。
发展中国家有望在全球直接投资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2017年，在全球FDI与发达国家FDI流入量双双萎缩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达6707亿美元，在全球中的占比由上年的36%提升至47%，FDI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部资金来源之一。尽管近期土耳其、阿根廷等爆发货币危机，但部分国家风险难以改变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发展潜力与经济活力。在增长动能、投资回报等方面，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区域对外商直接投资仍具有显著的吸引力，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也为全球资金提供了广阔平台。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总体有所改善，在安全、法律、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坚定捍卫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加速推进对外开放，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成长壮大，企业加快“走出去”参与全球价值链，正在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一员。
(信息来源：国际商报)
